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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平原:互相包孕的“五四”與“新文化”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我當然樂于共襄盛舉,先后參加了三個國際會議,撰寫《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新文化運動中“偏師”的作用及價值》《從“觸摸歷史”到“思想操練”》等三篇文章,等到六月底中國人民大學組織會議,我已江郎才盡了。實在不好意思炒冷飯,只好談些不成體統的隨感。看了會議論文集,發現自己理解錯了——早知道會議不只談五四,還可以縱論百年中國文學與文化,那我本是可以提交專業論文的。

        今天的發言,其實是想談自己的困惑,即如何看待常被混用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個概念到底要不要區分,以及如何區分。先說大的方面,我不喜歡“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詞,因其表面上集大成,實則模糊了論述的焦點。我更愿意分疏“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強調兩者的邊界,但又理解二者如何互相包孕。

        先說這兩個概念的產生——“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前者乃自我命名,后者則拜論敵所賜。大家都熟悉五四運動命名的緣起——北大教授、教務長顧兆熊(孟余)在1919年5月9日《晨報》率先刊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活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接下來北大英文系學生羅家倫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1919年5月27日《時事新報》上又有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一句話,五四運動或五四精神的“命名”,來自當事人或支持者。

        至于“新文化運動”這個詞,最初并非新文化人的創造。1920年4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大意是,這個新詞已經在社會上廣泛流通了,但不是他發明的,他只是“贊成”而已。同年9月17日,胡適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演講,也有類似的表述:“他們見面第一句話就恭維我,說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我聽了這話,真是‘慚惶無地’。因為我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他們又常常問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提高與普及》,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對于突然變得非常時髦的新名詞“新文化運動”,作為主將的陳獨秀好歹是認領了;而年少氣盛的胡適,則干脆否認自己所從事的就是“新文化運動”。對于那些最早使用“新文化運動”這個詞的人,魯迅明顯不太信任。1926年,魯迅撰《寫在〈墳〉后面》:“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后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

        曾經風起云涌的新社會、新青年、新思潮、新道德、新信仰、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等,如今被集約成了“新文化運動”,這雖非陳、胡等人的初衷,但既然已經流行開來,作為始倡者,你不認也得認。況且,反對者打上門來,用的是《論新文化運動》(吳宓)、《評新文化運動》(章士釗)、《評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等醒目的標題;而敏感的出版界聞風而動,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唐敬杲編輯的也是《新文化辭書》。至此,陳、胡等人只好也跟著討論起什么是“新文化運動”來。

        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陳獨秀稱“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而言”,因此,“新文化運動”只包含“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而不涉及現實政治。在陳獨秀看來,把政治、實業、交通都拉進來,這“文化運動”就變得無所不包;若連軍事也進來了,“那便成了武化運動了,豈非怪之又怪嗎?”“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最好是分途發展,各走各的路;而“創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故反對“拿文化運動當作改良政治及社會底直接工具(《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新青年》第9卷第1號,1921年5月1日)。可作為壯懷激烈的“老革命黨”,陳獨秀的真正興趣還是在社會運動。此文發表兩個月后,一轉身,陳便在上海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此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風云激蕩的實際政治。

        反倒是書生氣十足的胡適,老想不清楚,以為《新青年》同人可以固守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僅僅在思想文化領域努力耕耘。因此,對于五四運動的爆發,以及日后的政治走向,胡適一直很不以為然。1960年5月4日,胡適應臺北廣播電臺的請求,做了題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的錄音演講,其中提及“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學生是一個力量,是個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因此各黨派紛紛介入:“從此以后,我們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有的時候叫新思想運動、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就變了質啦,就走上政治一條路上。”類似的說法,胡適一直堅持,在“口述自傳”中,也曾將五四運動稱為“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因為“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身為歷史學家,明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卻幻想有一種不受政治塵埃污染的“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在我看來實在過于天真(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1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二者無法截然分開,但確實各有側重,其發生及發展路徑明顯不同。就看你主要著眼哪一方面。在以前的一系列論著中,我一直堅持平視晚清與五四,認定是晚清和五四兩代學人的“共謀”,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學術的新天地。從《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1998)、《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2005)再到《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2018),這個立場沒有改變。這一思路背后,是淡化“事件”(如“戊戌變法”或“五四事件”)的戲劇性,凸顯“進程”的漫長與曲折。談論“轉型時代”,本就傾向于中長時段研究,在幾十年乃至數百年的視野中,分析中國思想或中國文學發展的大趨勢。并且,不是千里走單騎,而是綜合考量變革的諸多面向,如社會動蕩、政治劇變、文化沖突、知識轉型、思想啟蒙、文學革命等。因此,不好簡單地歸功或歸咎于某突發事件。這里的起承轉合、得失利弊,不是三五天或一兩年就能“水落石出”的。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要大于“五四運動”。當然,這里說的是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

        我們可以在“新文化運動”的視野中談論“五四”之長短,也可以用“五四運動”的標尺來審視“新文化”的得失。但我不同意以“五四運動”之名來徹底涵蓋整個“新文化運動”,也不認同胡適充滿書生氣的假定。理由是,政治與文化及學術密不可分,傳統中國強調“學為政本”,風起于青萍之末,五四運動確實可以看做新文化運動的自然延伸,但其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大轉折時代本就充滿變數,這正是其魅力所在,即蘊涵著無限的發展與變異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五四運動”乃“新文化運動”進一步推進的諸多可能性之一,主要體現其政治理想與實踐能力。至于晚清開始的一系列學術、思想、文學方面的變革,與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前的政治抗爭,在內在理路上,不能劃等號。如果最大程度簡化,取其旗幟與口號,前者是“民主”與“科學”,后者則是“國家”與“民眾”,對內與對外、啟蒙與救亡、思想與政治,決定了二者的行動宗旨與論述策略不同。但我承認,五四運動的巨大聲勢以及社會影響力,使得白話文運動或文學革命的成功大大提前。

        作為史學命題,從清末一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的“新文化運動”,猶如韓愈為代表的唐代古文運動,是可以相對封閉起來論述的。后者不僅僅是提倡古文、反對駢文,更牽涉思想道德與社會思潮。陳寅恪《論韓愈》稱“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韓愈的主要功績表現為:第一,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第二,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繁瑣;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發生在一千多年后的新文化運動,當然面貌迥異,但同樣可在思想文化層面歸納、總結、闡發。只是1927年國共分裂,此后政治斗爭以及旗幟爭奪的焦點在“五四”而非“新文化”。也就是說,作為運動的“新文化”,已功成名就,可以完美謝幕了。

        長期以來,中國學界喜歡混用“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有人思維本就跳躍,有人喜歡模糊操作,也有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更有人拉大旗當虎皮。我的立場是:若談論新文化運動,盡可能往上走,從晚清說起;若辨析五四運動、五四精神或五四時代,則最好往下延伸,仔細傾聽那些遙遠的回聲。往前追溯,從晚清說起,主要是史學研究;往后延伸,牽涉整個二十世紀,更側重思想操練。或者說,談論小五四(指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運動),重在考證與還原;研究大五四(指作為思想潮流的五四時代),關鍵在于闡釋與介入。

        這也是幾年前我那則《整個20世紀都是五四的時代》的長篇對話所堅持的。強調必須不斷與“五四”對話,從學問、道德到文章,但最為關鍵處的,還是思想與政治。在我看來,當下中國,“五四研究”的主要潛力及使命不在史學探索,而是思想操練——這既是其巨大優勢,也很容易成為陷阱。我深知其中利弊,還是十多年前《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中的那段話:“作為后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系。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五四’之于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本文為其于2019年6月30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百年回顧: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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