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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酋午:圣經文化與中華儒學

          

          中華儒學是中華文化的核心,這個學派與西方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文化比較起來,缺乏的是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中華儒學要發展為現代儒學就需要用這些普世價值來加以改造。然而,西方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現代范疇的文化,中華儒學是古代范疇的文化,今天沒有必要進行比較。但是圣經文化與中華儒學都屬于古代文明范疇,具有可比性。在我們民主自由人士中,有一些人盲目信仰基督教,輕視中華儒家文化,在他們眼中圣經文化比中華儒家文化優秀很多,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真正的情況是中華儒家文化比圣經文化具有更多的超時代精神,如果一種文化是否優秀是以其具有的超時代精神的多少來衡量的話,那么我敢說中華儒家文化比圣經文化優秀得多。也許我這樣說,會遭到 盲目信基督的自由民主人士的反對,但我有理由堅持這種說法。

          

          圣經文化是宗教文化,談論鬼神追尋神秘性,儒家文化是世俗文化,只談論人間世事,主要談論天下治理。

          

          《圣經》中對上帝確信不疑,比如,經文中說:“上帝因為后悔造了人,便發大洪水把除挪亞一家之外的人全部淹死,連其他生物也跟著遭殃。”(《創世記》6:5)“上帝故意讓埃及法老的心剛硬,不允許希伯來人離開埃及;然后他以此為借口顯示他的威力:給埃及帶來十場災難,包括殺死所有埃及人的長子,哀鴻遍野 。”(《出埃及記》7:3)“耶和華我們的神將他交給我們,我們就把他和他的兒子,并他的眾民,都擊殺了。”(《申命記》2:32)圣經對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也是確信不疑的,比如,經文中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云彩里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太 17:5)“他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彼后 1:17).“耶穌受了洗, 隨即從水里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神的靈仿佛鴿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馬太福音》)

          

          對于是否有上帝,既無法證明也無法證偽,所以它是個人感悟的問題,信就有不信就沒有。二十一世紀的哲學思想范式——系統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是:世界本原是系統的,但究竟是精神性的系統還是物質性的系統無法定論。因此,對上帝的有無還無法最后確定的情況下卻確信不疑,這不是腦有毛病就是太幼稚了。至于耶穌基督,更是不能斷定,我認為他是人不是神。我在《從方舟子質疑韓寒所想到的:耶蘇造假,等等》(句子吧網2012-02-08 09:27:44)一文中所說的:“關于‘神’的有無,從說有到現在已有幾千年了,人們從來不能證其有也不能證其無。用哲學語言來說,就是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所以我國先哲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說實在的,到底有沒有神靈我也搞不清,我也只好主張信仰自由了。但說耶蘇是神,是上帝唯一的兒子,我敢說絕對是造假。理由是:(一)圣經上說,神(上帝)是全能的主,如果耶蘇是神那么他就是全能的,他要是全能的,他的門徒猶太還敢出賣他嗎?如果他是全能的為什么不從小到大就傳道而非要三十歲后才傳道?如果他是全能的用得著通過死的方式來替世人贖罪嗎?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有必要強奸一個女人來生一個兒子嗎?(二)說他是上帝唯一的兒子,為什么上帝只能生他一個呢?難道上帝生了他就沒有生育能力了嗎?如是如此,不 就違背了上帝是全能的主的信條了嗎?耶蘇死了復活了,他不用死就能建立千年王國,有必要死后復活升天以后再來建立千年王國嗎?這個猶太人造的假太大了,從這個‘假神’產生到現在不知到令多少人為他瘋狂,兩千多年來,很多人深信不疑,當然,現在也已有許多人不愿上當了。其實,古時也有許多人不信的人,比如,伊斯蘭教信徒也只是把他當成先知而不是神。從古到今的猶太人沒有幾個認為他是神的。”既然還不能確定的事情卻確信不疑,對是假的耶穌也確信不疑,這樣的人士是腦有毛病。怪不得許多民主自由人士一信基督教后就瘋瘋癲癲的,比如,最近發表對“六四”事件屠殺兇手寬恕言論的柴玲就是一個。

          

          對神的有無,孔子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原文:“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孔丘《論語·雍也》) ,不知生焉知死。(原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可見,儒家文化很成熟,處于成人階段,充滿青春和活力,這是一篇敘事文章;而圣經文化只是處于幼年階段,充滿幻想和神奇,這是一篇神話傳說。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曾經說,人類思想的發展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神學階段,第二階段是思辨階段,第三階段是科學階段。神學階段人們注重想象,思辨階段人們注重猜測,科學階段人們注重實證。圣經文化處于神學階段,儒家文化已進入思辨階段,而這一階段歐洲是在中世紀瓦解之后才進入。所以,儒學比圣經文化走在前面。

          

          盡管圣經是宗教文化,但如果抽去其神秘色彩,我們仍然可以領略到它的超時代精神的,盡管它也有具體過時的制度、規范和禮儀。比如,愛、公義、誠信、榮恥,等等。但是,就在此點上,儒學和圣經文化比較起來也并不遜色,比如,儒學的超時代精神有:仁、義、信、孝、廉、恥和愛國,等等。

          

          耶穌的教導也極為簡要,第一要緊的……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已。新約還記載說,耶穌知道他離世歸父的時候不遠了,他既然受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他對門徒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就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13:1, 34-35)可見,耶穌基督的思想核心也是一個“愛”字。孔子講仁,“仁”字在《論語》中出現109次,其涵義寬泛而多變。但“仁”的最本質的規定則是“愛人”(《論語·顏淵》)。孔子講的仁愛和耶穌基督上面的話是有共同點的,但孔子講仁愛先于耶穌。當然,孔子的仁愛和耶穌也有一定的區別,耶穌強調的愛首先是人對神的愛,其次才是人對人的愛。孔子講的仁者只是愛人。

          

          基督教也講義,在耶穌里面才得稱義,成義。 “凡饑渴慕義的人,必得飽足;因為耶穌已經應許了。以前似乎被黑暗蔭蔽的道路,今后有公義日頭的光線普照。這就是行在光中,像基督行在光中一樣。我們不要被騙,這里說唯獨耶穌是義的,我們也要像他那樣,否則無法到天國;當然不是靠我們的力量,而是因著主的恩典。”(約一3:7)耶和華我的義,我自己沒有義,唯有耶和華是我的義。“求你成就,你應許過了,求你成就。”我就義了,就獲得義。 (箴24:16)對于基督徒來說,基督耶穌雖就是正義與正當性之源,但耶穌所成就的正義通向的是天國,他致力的是人類精神與靈魂的“拯救”而不是世俗政治意義上的“解放”。但孟子的義在于人心之中,孟子的學說突出“義”字,他說: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基督教是因信稱義,《羅馬書》3:21-31標題是“因信稱義”。在基督教神學看來,沒有世俗之物是公義的標準,人間一切的公義都不在人這里,而在公義的耶和華神那里。

          

          誠信是人類社會最基本道德要求之一。《圣經》里說,“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箴言 12:22)誠信也是儒家要求的為人處世的一個根本準則。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儒家講的“五常”中也有一個“信“字。由此可見,圣經文化與儒學都強調誠信,但圣經講的誠信首先是要信主,不信主就是一生講誠信也不能得救。但耶穌又是假神,叫人信假神這本身就不是誠信,造假更不是誠信,所以誠信在圣經里是有問題的。

          

          此外,還有“廉恥”二字,圣經文化與儒學都是一致的,但儒家里有 “愛國” 和 “孝”,圣經里卻沒有。基督教是講救“人”和“人類”的,它只有人與人類觀念,這好像視野更闊一些,適合于世界政府,所以在帝國主義擴張時期很有用,但帝國建立起來后再接受基督教很容易分裂或滅亡,比如,古羅馬帝國一立基督教為國教羅馬帝國就分裂不久西羅馬帝國也就滅亡,等等。中華儒家有愛國主義觀念,利于國家團結,所以,從黃帝建國開始五千多年來中華大多時期都是一統的,就是有分裂也是暫時的。

          

          “孝”更是儒學特有的品牌,圣經里不注重孝,比如,約2:4主說:“母親(原文是婦人)我與你有什么相干呢?”當耶穌十二歲上圣殿時,馬利亞到處找他,及至找著了,她就怪責耶穌說:“我兒,為什么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哪!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耶穌卻回答說:“為什么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么?”(路2:48-49)以后當耶穌出來傳道之時,馬利亞曾經帶著耶穌的弟妹前來找耶穌,有人告訴他母親和弟妹前來找他,耶穌卻指著門徒說:“聽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了。”(路8:19-20)耶穌的意思是將馬利亞與他的關系,看為與一般信主的門徒的關系一樣。因此、約翰福音二章四節記載,當馬利亞將筵席沒有酒的事告訴耶穌之時,耶穌對她說:“婦人,我與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是在行神跡和公開出來傳道的事上,馬利亞只不過是一個“婦人”而已。用中華文化來衡量,這個假神毫無孝道,是一個逆子。

          

          中華儒學講的“孝”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其內容,即:敬親、奉養、侍疾、立身、諫諍、善終。孝從保持自己身體完整開始到光宗耀祖結束,西方文化沒有中華傳統意義上的“孝”,孝是中國的特產! 孔子非常注重“孝”, “孝”字在《論語》中,一共見于14章。孔子特別提倡“孝”。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孔子把行孝與守禮結合在一起。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孔子把“孝”與“悌”結合起來,《論語》中多次以孝悌連用,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孔子認為,父母若有錯,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語氣進行勸諫,以免陷父母于不義,這就是他所說的“事父母幾諫”(《論語·里仁》)。 孟子對孝的重視程度也超過了其他人。孟子所最為推崇的圣人是堯舜,“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入則孝 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事親、尊親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現,孝成了人生最高的道德。“孝”這一特有的精神,是中華文明區別世界三大重要意識形態(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重要特點。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同化無數外來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文化。我們視孝為一切道德之基本,是中華的一種不宜移易的理念。

          

          圣經文化與中華儒家比較起來,各有特色,但應該說,從總的來看,中華儒學比圣經文化稍微優越。我到現在一直不明了,為什么我們有的民主自由人士,寧信圣經文化而鄙視儒家文化,就論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中華儒學中沒有,圣經里也沒有。圣經文化里有的是對君主制的頌揚,這種頌揚并不比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少,只是圣經文化里提供了“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的倫理基礎,那就是“愛”字,而這個“愛”字中華儒學里也有不必他求。美國等西方國家首先建立起現代民主制度,不是基督教的唯一功勞,因為民主理論與實踐在古希臘時期、民主與法治理論與實踐在古羅馬共和國早期就有,基督教只為民主和法治提供倫理基礎,而這個倫理基礎中華儒學也有。

          

          中華儒學被奉為至尊后給兩千多年的中國帶來文字獄,殺了許多文人,圣經文化被奉為羅馬帝國國教后以及在歐洲的中世紀時期(公元5-15世紀)也帶來異端審判,燒死了許多人,這都是已經存在的歷史事實。但是,圣經文化給中世紀歐洲帶來的還有分裂和弱小而中華儒家文化給中國帶來的是統一和強大。從漢代以后,中華天下幾乎都是農業社會里的超強國家。工業革命后歐洲趕上和超過中國,但是工業革命不僅不是基督教的功勞而是基督教被沖破后才有工業科技的發明從而帶來工業化。

          

          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人類社會已經歷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階段,農業社會是建立在農業技術的基礎上的,有其內在的文明結構,工業社會是建立在工業技術的基礎上的,也有其內在的文明結構。圣經文化與儒家文化都分別適合于各自所在的農業區域,但從整體上看,都不適合于工業社會,只是各自文化里存在的超時代精神仍然適用,對這兩種文化都需要用適合于工業社會的“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來加以改造。

          

          從 “仁義”這一偉大的中華道統和儒學的其他超時代精神上去看,雖然儒學與普世價值有一些沖突,但這種沖突完全能夠協調。所以,中國的民主自由人士輕視中華文化是不對的。我們應該繼承中華“仁義”這一偉大道統和其他超時代精神,結合“民主、自由、法治與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來發展中華文化,構建中華現代文化。舍此無他途,因為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偉大的民族會自動長久放棄自己的文化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并且肩負著人類的重大使命,必須構建起自己的現代文明,未來三十年內中華現代文明應該輻射世界。

          

          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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